内容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初心使命，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当前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成为制约效率的直接因素，而且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政治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巨大，运用公共政策调节收入差距又是政府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当前收入差距现状及其成因的分析，从推进共同富裕的政府机制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共同富裕，政府机制，公共政策，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初心使命，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外化为具体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当前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成为制约效率的直接因素，而且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政治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巨大。本文通过对当前收入差距现状及其成因的分析，从推进共同富裕的政府机制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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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分析

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趋势看，我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持续明显扩大的趋势。

1.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明显扩大，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绝对额也逐年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之比为：1984年是1.7∶1，1994年是2.61∶1，2008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收入之比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016年是3.03∶1，2017年是2.72∶1，2021年是2.50∶1。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虽然略有下降， 但从几十年来的情况来看，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是持续明显扩大的。

2.区域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当前，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也比较大，而且东部最发达地区与西部最贫困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在西部一些地区，由于交通条件、地理位置以及诸多因素的影响，群众虽然不用担心最基本的吃穿问题，但生活并不富裕，特别是在交通、教育、医疗方面和其他地区差异较大，而东部一些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交通优势等，经济比较发达，教育、医疗条件也非常好，这两个不同地区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也明显存在差别，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明显要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等地区。有资料显示，目前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461.0万元，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97.5万元、253.4万元和296.0万元，东北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低，仅占东部地区居民家庭的三分之一左右。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也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但是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加大

近些年来，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因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国家政策的保护等原因，部分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比如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部门，凭借垄断经营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取得了高额垄断利润，其从业人员收入都比较高；另外，一些高新技术行业，比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行业，准入门槛较高、专业性强，能够获得较高的利润，其从业人员收入也比较高。而收入较低的行业，一般都是竞争较为激烈、产品附加值较低、准入门槛较低的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

4.不同阶层所拥有的财产差距不断增大

除收入差距之外，近些年来，不同阶层所拥有的财产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财产逐渐向少数人聚集，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仅为1.4%。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2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全世界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人数多达3228人，其中属于中国国籍的人就有1058位，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可以说，中国富豪的数量在全球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也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贫富差距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指标——基尼系数，国际上也通常以基尼系数来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并将0.4视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非常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0.3时，表示收入相对平均；在0.3~0.4时，表示收入相对合理；在0.4~0.5时，表示收入差距偏大；而超过0.5时，则表明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属于极为不正常的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3左右，此后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到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6，然后呈现逐渐下降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12年到2015年，国内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2、0.465，在之后几年，又有所抬头，2018年是0.474，2021年是0.472。不少人认为，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可能被低估，原因是部分高收入阶层可能瞒报收入，因此，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值。

二、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体先天性差异的影响

贫富差距与个体先天性差异有极大关系。一方面，每个人的天赋不同，能力存在差异，能力较强的个体通常能够比能力较弱的个体获得更高的收入，会导致一定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财富的继承也是个体贫富差距的根源之一。我国的制度允许财富从上向下传递，而且由于遗产税等税种的缺失，这种传递还比较便利，这就会导致个体的贫富差距较大。在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不允许个人随便经商办企业，这种个体先天性差异造成的贫富差距还不太明显；改革开放之后，一些能力较强的人开始经商办企业，个人收入增长较快，这种个体先天性差异造成的贫富差距开始变大，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部分人财富快速增长，并且还可以顺利继承，于是这种个体先天性差异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就愈发明显。

2.“先富与共富”“效率优先”等政策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生产效率，我国施行了“先富与共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政策，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政策对打破经济发展桎梏、促进经济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国家大量的资源和政策也向东部地区倾斜，帮助东部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东部地区发展起来之后，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不足、带动作用也不明显，反而加剧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向东部地区集聚，导致富的地区越来越富、穷的地区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3.部分领域市场化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的影响

当前，我们在部分领域的市场化还没有完全形成，也会造成贫富差距偏高。一方面，在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仍然受到户籍、土地性质等较多的行政管制的影响，使得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受限。比如说土地问题，正如一些农民说的：现在农产品的价格已经进入市场了，不管是丰年还是歉年，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农产品价格都是按市场法则办，市场化了，但是农民土地的征收目前基本上还是按照计划的方式征，导致广大失地农民只能作为土地低价收益的主体来参与分享，无法享受土地市场化以后的收益。另一方面，金融、公用事业等行业仍然存在相当的准入限制，而优势群体通常更有机会借助特许经营牌照获取垄断利益，市场化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就可能导致利益分配有利于富裕人群。另外，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的投机钻营、非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也会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4.税收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影响

健全完善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则会加剧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比如目前我国的个税，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发挥。富人阶层的收入来源较多，不仅拥有工资性收入，而且还有较高的财产性收入，而在个税征管过程中，工薪所得税最易管控，对其他收入的征管相对薄弱，由此就造成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税负较重，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则通过合理避税等方法减轻自身的税负压力。另外，我国对个税的征收仅针对个人，没有考虑不同家庭的财富状况，而且由于遗产税等税种的缺失，就会导致一些富豪家庭的巨额财富能够非常便利地从上向下传递。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就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税收制度的不健全，没有充分起到调节收入平衡的作用。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

5.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影响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调节社会公平的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矛盾，然而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对应的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相对滞后，难以发挥社保宏观经济减震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总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较低，比如2021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仅为13.7%，远低于发达国家；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对较低，2020年达到3.21%，2021年是下降到2.96%，这个数值在全世界是非常低的一个比重；三是失业保险支出占社会保障基金支出的比重近年来不升反降，在十多年中下降了近2.8个百分点；四是在失业救助、失业保障方面的制度构建滞后于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建设。另外，我国社会保障还存在覆盖面不全的问题，导致不同群体享受不同的社会保障待遇，进一步固化了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的差距。在这种情形下，失地农民、城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三、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要求，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扎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没有物质基础，就无从谈起。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物质财富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更好地分配，也更有分配调整的回旋余地。因此，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调动各方面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要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完善居民收入增长机制，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建立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机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2.健全完善税收制度，有效缓解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健全完善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当前，要通过完善税收政策，建立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充分发挥税收对我国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为此，一要健全完善税收制度，包括完善税种、合理确定各类税种的税基和税率，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税收监管制度、严格税收执法等。二要加快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家庭的收入状况，逐步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课征所得税。三要进一步完善财产税的税基、税种和税率，加强对资本所得的征收力度，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和垄断税等，对高收入阶层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要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3.建立健全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从体制上缩小行业、部门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部分领域的市场化没有完全形成，也是造成贫富差距偏大的原因之一。我们要在可以市场化的领域继续推进市场化，在影响充分竞争的领域纠正市场失灵，打破行业垄断，从体制上缩小行业、部门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为此，一要继续推进户籍、利率市场化、农村土地入市等要素领域的改革，改善各类生产要素在全国统一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化定价水平，以缓解这些领域市场化不足导致的贫富差距。二要通过立法等手段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行为，政府也应采取切实措施降低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要坚决打击垄断价格行为和不正当竞争，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三是应对收入明显偏高的垄断性行业征收垄断税，以此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水平，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4.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这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要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目标。为此，一要在扶贫政策基础之上，将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生态系统、人力资本、历史文化等纳入战略性区域发展规划之中，通盘考虑，整体提升。二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探索设立较高层次的专门性区域协调机构，形成区域统筹发展的常态化机制，通过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从外部整合更多的资源去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经济基础和公共服务。三要探索产业与人力并重的区域发展模式，突出人力资本作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保护和提升落后地区的区域人才储备，积极鼓励大学生、农民工、外出打工乡贤能人等返乡创业。四要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强化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财政供给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化。

5.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减少贫富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稳住就业这个基本，经济社会就有了稳定基石。为此，一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宏观政策支持就业优先。要强化财政、货币等政策支持就业的导向，促进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推动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多渠道促进灵活就业。二要强化创业带动就业。创业是就业之源，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是就业最大的“容纳器”。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束缚创业的壁垒，加强创业支持，激发劳动者创业积极性。各政府部门可支持建设一批高质量创业孵化载体和创业园区，持续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扩大就业容量。三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全面提升就业质量。要完善机制和政策，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和脱贫人口等就业服务。要积极构建促进就业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推进公益性岗位开发和可持续性发展，建立低保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

6.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配套制度的保障性职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和保持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为此，一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制度为主体，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二要加大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加强保障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三要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性职能，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功能。要着力打造“弱有所扶”的大救助模式，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相对贫困群体临时救助为补充、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社会救助体系；要加强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切实发挥农村低保制度的兜底保障功能；要缩小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模式、待遇保障等方面的差异，逐步实现医保基金的省级统筹；要加大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力度，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的作用，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力度，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缓解贫富差距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安全网”和“稳定器”的作用。

（作者：陈长胜 单位：中共焦作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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